春节将至，《中国年画：悬挂的风景》（赵冬著，沈阳出版社）如约面世，为国内抗疫保卫战大背景下不平凡的农历庚子辛丑之交平添了一缕祥和、吉庆的年味儿。通览全书，煞是精美，不禁引人打开了记忆的闸门。儿时，每逢春节到来之前，笔者在长辈的带领下洒扫室堂张贴年画的情景，历历在目，温馨而愉悦。一幅幅年画不仅是挂在墙上的风景，更是烙印于人们心中永恒的风景。
该书精选300多幅年画作品，涉及画家百余位，并对周慕桥等近20位现当代著名中国年画及月份牌画家作了简要的介绍。洋洋洒洒、蔚为大观的画作是本书的一大看点，它使今天的读者可以穿越近百年巡览这道独特、亮丽文化景观的概貌。由此，不能不让人惊叹、钦佩作者资料搜集之用心，整理和编排之精心，以及“回顾中国年画发展历程，既有对过去难忘岁月的缅怀，也有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的文化情怀与赤子之心。
年画是我国民间艺术宝库中最为流行、最为普及的形式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具有喜闻乐见的广泛民众基础。美术作为表意文化之一种，同时也是对社会生活、信仰和风俗的反映，对于了解中国社会的历史与文化具有“成教化，助人伦”的重要意义。吉祥文化的某种属性，在年画中得以较为充分的展示，诸如春牛图、岁朝图、嘉穗图、戏婴图、合家欢等对美好生活的希冀，常入年画画面，而体现惩恶扬善价值观的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戏剧人物等也都是年画惯常表现的题材。上述这些，我们都可以在《中国年画：悬挂的风景》一书中尽睹芳容。作者坦言，在年画的选择上“最喜欢戏剧和传统故事年画，书中所选画作多为此类型，这类年画被称为‘最有学问的年画’”——最具文化内涵的年画。因而我们看到，从《红楼梦》《西游记》到《金瓶梅》《镜花缘》等文学名著，从《西厢记》《牡丹亭》到《天女散花》《生死恨》等戏剧名篇，再到《白蛇传》《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几乎如数被作者尽收囊中，并作出深入浅出、颇见功力的文字诠释，使之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传统年画画面构图单纯、色彩鲜明、情节生动、气氛热烈，称其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绝对当之无愧，这一点我们在赏读本书时均可细细品味。试举几例：《白娘娘与许仙》（金梅生绘）人物形象漂亮俊美，衣裙干净柔软，窗外的风景被表现得柔和温润，整幅作品用画面书写着“岁月静好”，满足了大众对幸福美好生活的想象。年画中“细、嫩、白、净”——明亮又细腻的质感——的绘画语言在此作中得以充分体现；《春香闹学》（杭穉英绘）兼具故事性与情节的喜剧色彩，鲜活的人物、适中的动感和亮堂的厅室，完全具备了年画的吉祥喜庆化特征；《挑女婿》（黄子希绘）以平展的方式为空间“扩容”，同时构图上继承中国画论“经营位置”以及平面布局的构图传统，讲究疏密变化、均衡平稳等节奏关系，使众多人物各有其貌、各有其态，灵动而不流于呆板；《打渔杀家》（陆泽之绘）人物动作造型感极强，有着“亮相”一般的风采与神韵。整幅作品画面对称、均衡、稳定、饱满，有意突出的程式化构图特点，堪称向舞台上京剧原作致敬的佳作。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笔墨当随时代”，年画的面貌也并非一成不变的，不同时代的代表性作品自可折射出一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或许作者另有考虑，本书基本上未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新年画创作运动”及其作品方阵纳入视野。不过从对作家简介中所附零星作品中，我们也可以一窥新中国年画创作在内容和形式上的一些革新与变化。比如《普天同庆》（杨俊生绘）、《志愿军凯旋》（张碧梧绘）等在重大题材的开掘及宏大叙事上，均有所突破并不失为可以载入当代中国美术史册的成功之作。对于本书的忽略笔者虽感遗憾，但作为一本非美术史论著作，似可以理解，故不必苛求。如同年画具有赏心悦目的传播优势一样，本书也同样具有雅俗共赏的特点，可以说是奉献给读者的一餐精神佳肴。不同年龄段的读者怀着各自的阅读需求与阅读体验，从不同角度都会从中汲取美的甘露，获得知识滋养。
年画，是一个画种的概念，于今更是一个时空的概念，被打上了重重的时光印记。曾几何时，年画丰富的题材被涵盖在国人普遍的吉祥观念之内，而其单一、明确的功利目标又将这种表达拓展到了百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极大地满足了人们求吉祥、祈平安的心理需求。作为欢庆年节时装饰环境的绘画，年画不仅在题材上大量承载有吉祥寓意的内容，在表现形式上也具有吉祥喜庆感的审美特征。它几度辉煌，作品极大丰富，产销遍布大江南北，真实地记录了各地的乡俗民俚，其价值无异于绘画中的“方志”。在资讯与媒介不够发达、文化生活远非多元的年代，年画得天独厚，占尽先机，不仅是年节一种五彩缤纷的点缀，还承载着文化流通、道德教育、审美传播、信仰传承等文化使命；同时在民众文化水准总体不高的年代，年画无意间还被视为一种“看图识字”式的大众读物，一种与老百姓贴得最近的“墙面媒体”。应当说，在长期的沿革和流变中，年画自身也步入了相当高远的艺术境地，同时随着时光流逝、时代前行，它自身的弱项也彰显无遗。近年来，墙上的年画已踪影难觅，而传统风格的杨柳青年画、朱仙镇门神、上海月份牌画以及“新年画运动”的代表性作品等，则不时地或以邮票、明信片形式，或以工艺品形态连续印行、制作，或通过多媒体、自媒体在一定范围内持续传播，满足了部分鉴赏者、消费者的年画情结和怀旧情怀，也使这门艺术在一定意义上得以传承，这是令人欣慰的。但总体趋势上年画的淡去（笔者着实不忍沿用常见的“消失”一词）已是不争的事实，同时它已经留给人们的追忆与感慨无疑还将延续下去，而且恐怕不是简单地用“缅怀”“复盘”“振兴”等词便可阐释透彻的——这恰是文化界，包括美术、民俗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的学者们应当面对的长期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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